清代学者陈澧进一步指出： 顺知既往之说是，预知将来之说非也。

然而，它却是中国儒家所独有的实践理性，能支持个人去践行儒家的仁道。为了鼓励弟子们修习仁道，儒家发展出一套精致的修身办法，要求弟子们修身以道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在商周之前，礼仅具有外在的强制性和约束力。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唐君毅，1986：112-113）第一，人类可能创造出人格神（personalgod）或意志天之观念，认为个人的命系由有人格的神，或意志的天所支配，这个超越之主宰是人间价值的根源，所以人类应当设法测知天意，并实践神的意旨。

义，人路也，仁，人之安宅也。人不知天命，则一定祇考虑现实利益，见利必趋，见害必避，何以为君子。比如，基督教作为西方文化中日常生活的轨道，有祈祷、礼拜、婚丧礼节等特定仪式。

因此，在此意义上看，儒学就是宗教。他们的心思尚仍只是在典章制度风俗习惯之制约中而不能超拔，故其根据纯是外在的。牟宗三对此有着深刻的洞察。如果把天道加以位格化，不就是上帝，不就是人格神吗？［3］90进而，牟宗三认为，作为神性之实和价值之源的天道与性是相通的。

比如基督教就作为西方文化日常生活的轨道，像祈祷、礼拜、婚丧礼节等等。［3］15与上述宗教从罪与苦等负面宣扬悲情意识不同，儒教所宣扬的是一种正面的道德意识即忧患意识，而这种忧患意识实是一种责任感。

相反，儒家重视修养功夫，主张在成德过程中一步步克服罪恶从而趋向天道。此亦可说是一个识大体的意识。天道、天命、良知步步下贯到人的身上成为人性，但人性并未向上投注到天道、天命、良知那里去自我否定，而是投注到自身进行了自我肯定。既然如此，牟宗三说：吾希望基督教中高明之士，能虚心以观佛教中之‘转识成智以及宋明儒之‘心性之学（以哲学玄谈视宋明理学全错）。

要说信仰，此即是信仰，此是内信内仰，而非外信外仰以假祈祷以赖救恩者也。在牟宗三看来，若在形式上对儒教加以形塑，儒教完全可以改造成基督教式的普通宗教。中国古代所重视的天人合一、天人合德正是由古人对天的宗教信仰贯注于思想之后才形成的，其中蕴含有一人格之上帝。就宗教的责任而言，儒学的确也有着宗教的责任担负，但是，儒教确也与其他宗教不同，它并不是普通所谓宗教［3］107，这一点也不可视而不见。

因此，在‘敬之中，我们的主体并未投注到上帝那里去，我们所作的不是自我否定，而是自我肯定（Self affirmation）。［4］8此种人文化成形态虽没有宗教相，没有普通宗教的一般形式，但它却有形无形地启导、化育着炎黄子孙，并将其内容化为人们内心自觉或不自觉的为人处事的原理与原则。

宗教问题则是有国界的，也是有民族性的，因为宗教是一种价值存在。而是从如何体现上帝意旨，或神的意旨，或体现天道上说。

不过，牟宗三认为，上述诸种不同实只是结果，而造成这些结果的原因在于儒家之人格神与祈祷未予以形式地建立起来。天堂是耶教之罪恶意识所引发的最后归宿。在事方面看，儒家也尽了日常生活之轨道的作用。其三，儒教将重点放在道德之本心与道德之创造上，故是一种道德的宗教，亦是一种人文教。从此点上说，皆不需依他之信。牟宗三认为，儒学虽因肯认作为神性之实和价值之源的天道而为宗教，但儒教之天道与普通宗教有很大不同。

在主观方面也没有把呼求之情使其形式地站立起来。［3］94关于启示的观念虽说儒家也并非没有，如《论语》就说孔子是天纵之将圣（《论语·子罕》），但儒家也没有把意识全幅贯注在这里［3］95。

所谓理，是指宗教的义理本质。在原始儒学，不仅没有对世界本体的追问所形成的形而上学，也拒绝了以超世的神圣世界为特征的终极关怀。

在牟宗三，此教将重点落在了人身上而非神身上，故它不是一种神本教，而是一种人文教。出于对文化生命的承当意识，牟宗三认为对宗教问题不能不正视。

就基督教来讲，它是启示的宗教，而儒家也没有把重点投注于这方面。他说：在中国思想中，天命、天道乃通过忧患意识所生的‘敬而步步下贯，贯注到人的身上，便作为人的主体。他说：宗教的责任有二：第一，它须尽日常生活轨道的责任。在儒教，敬字可以实现天道与性的相通。

因此，儒家并没有基督教意义上的教义，而只有儒家思想意义的经典著述。牟宗三认为，在基督教的文化中，天道存在于主体之外，因而对于人只具有超越意义。

牟宗三认为，儒家主张人通过觉悟和成德过程来扩充本性，体现天道以成德。而且，牟宗三认为，宗教并不是一般的价值存在，它是一个民族文化生命的最深处、最根源处的价值基础，故文化生命之基本之动力当在宗教［3］84。

在此方面，牟宗三对终极关怀这一极进行了有益探讨：其一，无论就宗教之理来看，还是就宗教之责任来看，儒学就是宗教。他说：从情方面讲是上帝，从理方面讲是天道。

在牟宗三看来，如果把天道、良知加以位格化，即可成为人格神之上帝。［1］81牟宗三高度重视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研究。即，儒教作为一种人文教或可代表着人类宗教的发展方向。要说解脱，此即是解脱。

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史记·屈原列传》），此等呼求之情即类似于基督教之祈祷。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在牟宗三，普通宗教之人格神即是儒教的天道，它们只是在不同语境下的不同称谓。

此两方面在儒家并非没有，他只是把它轻松了［3］91。这恰恰是宗教终极关怀的精神所在，而终极关怀的前提是肯认作为神性之实或价值之源的天道。

因此，尽管宗教在文化中具有如此重要地位，但无论是佛教，还是基督教，既有的宗教并不具有普世性，因此，彼等不得以‘宗教为普世以自解［1］124。［3］15通过忧患意识所体现出来的敬这个渠道，天道下降到人身上而成为人的性。